周轶君，纪录片导演、写作者。
走过那么多国家，我越来越意识到，教育其实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是一种文化对人的理解。并没有所谓最好的教育，都是适合自己的土壤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借鉴他人的智慧和经验，来改良自己的教育土壤。教育的改变，同样从具体的细节开始。
教育的细节
2025.3.1 上海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导演周轶君。
我有两个孩子，2018年，他们一个六岁，一个三岁。关于他们的教育，我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困惑：上一代人教育我们的方式已经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都出现逆反，更别说教给下一代了。但轮到我自己跟孩子交流时，我似乎也找不到新的方式。
于是，作为一个多年的国际新闻记者，我决定按照我最擅长的方式，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里找答案，看看这世界上有没有更好的教育方式，它们是什么样子。
从2018年到2024年，我和我的团队去了十个国家进行拍摄。第一季我们去了芬兰、日本、英国、印度和以色列。
第二季我们到了新加坡、法国、德国、新西兰和泰国。
选择这些国家都是有原因的。比如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很小，却是全世界人口比例中，拥有大学学历最高、初创企业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很好奇他们的创造力从哪里来。
又比如泰国，这里吸引了许多中国家庭，很多父母抛弃一切，带着孩子到泰国留学。我很好奇他们会经历什么。
六年时间，两季的《他乡的童年》分别在优酷上线。承蒙观众抬爱，去年刚播完的第二季，在豆瓣上拿到9.4分，是2024年国产纪录片的最高分。虽然我不太会自夸，但还是要说，这确实反映了大家对教育的高度关注。
教育如何让人成为人？
不知道大家最近会不会有一种强烈的感受，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剧烈而迅速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很多国家、很多领域同时发生。在这种背景下，探讨教育似乎有些奢侈。
为什么呢？因为科技、地缘政治、意识形态，这些领域的变化速度远远超过教育。正所谓“百年树人”，教育的影响注定是缓慢的。如果有人承诺你，有一种教育方法可以迅速见效，那我负责任地说，那叫“培训”。
《他乡的童年》拍摄和追寻的，是关于如何把人培养成人的教育。我们通过观察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童年教育，不仅能学习如何把更好的教育教给下一代，也能理解成年人是如何被自己的童年所塑造，从而成为今天的样子。
芬兰，在森林里上课
我们的第一站是芬兰。芬兰给我的震撼非常大，这里的中小学竟然没有考试、没有排名，也不鼓励任何形式的竞争。甚至在课堂上，也没有标准化的答案。
这张照片是在一堂森林课上，老师让学生闻各种植物的味道、观察各种树木的样子。我以为老师期待着这些孩子说出植物正确的名字。但不是，老师让学生用自己的想象力给这些植物命名。
比如，我闻到的这棵树叫作“雨的味道”，因为那天刚下过雨。对于小学生来说，只要在课堂上发挥想象力就好。等他们到了中学，再开始学习正确、系统的知识。
新加坡，5岁开始补课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新加坡的孩子们正在刷题和考试。
照片上这个小男孩才五岁，他的妈妈就让他来提前学习小学一年级的内容。明年他上一年级的时候，还要在课堂上学习同样的内容。他的补习老师告诉我，在新加坡，很多孩子从五岁到考大学之前都需要每天补课，没有一天完整的休息。
这些补习机构通常在大商场里，是一些没有窗户的小隔间。孩子们在学校上完半天的课程都来不及回家，就直接来到这里吃午饭、做作业。
有些孩子给我展示他们的书包有多重，大人们开玩笑说里面装的是金条——当然没有金子了，其实装的都是复习资料和书本。
印度，必须挑战老师
印度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国家。全球500强公司的CEO中，有30%为印度裔，他们特别善于协调不同族群的关系、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在印度的课堂上，学生告诉我，一堂没有学生挑战老师的课，是不完整的。他们敢于在没有想好一个完整答案的时候就举手发言。他们做事情也是这样，先开始，边干边学。
日本，个体成就集体
而在日本，孩子们从小学习如何以一个强壮的个体成就一个强大的集体。每个人被要求注意自己的仪表姿态，每个人被要求学会在一个集体中，照顾他人的情绪和需求，克制个人的情感。所以，在日本，当众哭泣被认为是很丢脸的事情。
法国，幸福的反面是什么
法国的哲学课则让我大开眼界。在课堂上，不超过十岁、最小只有五六岁的孩子们讨论着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爱。
有一次，老师让孩子们捏一个能让自己感到幸福的东西。有个孩子捏了一些绿条条、蓝条条，我问他捏的是什么，他说是下雨。下雨让他感到不开心、不幸福，因为他不能出去玩。
在大家讨论幸福是什么的时候，这个孩子却提出了幸福的反面是什么。
我突然明白，他们在讨论问题时，也在思考问题的反面。在十岁的孩子们的课堂上，他们在讨论爱如何产生时，也有人提出爱如何消失。老师问孩子们：如果你爱的人去世了，那么爱仍然存在吗？有一个孩子回答：爱是你自己的决定。
这个男孩在课后跟我说，他仍然不敢付出爱，因为他经历过最好朋友的背叛，他的朋友跟别人讲他的坏话。
让我惊讶的是，这些孩子在这个年纪就能如此顺畅地讨论自己的负面情绪，而我作为成年人，却很少有机会好好思考这些问题，似乎也从未这样问过自己。
德国，考自行车驾照
在德国，小学生的必修课不是哲学，而是一些生活技能，比如德国所有的小学生都必须通过自行车驾照考试。
作为一个来自“自行车王国”的成年人，我也参加了考试，结果累积了8个错误点，没有通过。因为他们的交规太严格了，从戴头盔、打手势、转弯幅度和速度，都有严格要求。他们说我可以去补考。
▲ 德国自行车驾照考试
英国，贵族的定义是服务
在英国，我去了所谓的贵族学校。我发现这里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把漂亮的制服、伦敦的口音、繁琐的礼仪作为最重要的标志。相反，这里最重视的是如何服务社会。
在上议院拥有男爵头衔的卢卡斯先生告诉我，今天英国社会对贵族的定义只有一个词：service（服务）。贵族精神，就是服务社会的责任和担当。而那些关于贵族生活方式的虚荣想象，还停留在维多利亚时代。
以色列，人均CEO
在以色列，十几岁的女孩们已经开始创业，她们非常自信地在名片印上CEO、创始人等头衔。以色列的孩子们认为，这个年纪应该开始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不是留在教室里抄板书。
旅程中，我的观念也一次次被刷新。
我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被教育应该避免犯错和失败，我们认为这两个词语是非常负面的。在课堂上，如果老师提问，学生们通常会把头低下来，或者看向两边，避免和老师对视，因为我们觉得出错、出丑、说错是羞耻的。
但是在以色列和德国，人们都告诉我，失败和犯错是教育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在希伯来语境中，“失败”不是结局，而是意味着你可以重新开始。
在德国，我问过一位职业学校的校长关于德国制造的秘密。他告诉我，德国制造以高质量著称，而高质量背后的秘密是不怕犯错并解决问题。一个德国妈妈告诉我，在儿童教育中，他们常说：犯错是学习的必要环节。如果一个人根本不犯错，说明他都没有尝试，又怎么能真正学到东西呢？
教育的多样面貌、多元观点，让人眼花缭乱，正所谓“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仅仅是看到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同的教育方式和理念，就让我的视野开阔了，把我从狭隘的焦虑中拉了出来。
因为，教育的可能性，就是生活的可能性。虽然这些国家的教育方式各不相同，但在各自的语境下都自圆其说，似乎没什么问题。所以，不用害怕。
细节的差异
作为导演，我最希望观众在片中看到的是教育的细节，谈论理念可能都差不多，可是巨大的差异就在这些细节里面。
尊重
比如说当我们谈论尊重孩子的时候，要尊重到什么程度呢？
在法国，一位精神分析师创办了一家叫“绿房子”的社区机构。这位精神分析师认为，即使是刚出生的婴幼儿，也有自己的“语言”。他们不会说话，但是会思考。他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是希望大人听见、看见，所以即便是婴幼儿也需要被当作一个完整个体，得到尊重、理解。
保护
当我们谈论保护孩子的时候，怎样的保护才是最好的？是关在教室里不让出去吗？还是回避跟性有关的成长话题呢？
在柏林一个住宅区的儿童乐园，我发现他们的游乐设施都非常坚固。木梯背后用于固定的铁链特别粗，铆钉特别大，还有专人定期检查。这样一来，孩子们玩耍时，家长不需要一直不错眼珠地盯着。
还有一个场景让我非常震惊。在柏林的一间教室里，讲授性教育课程的老师展示了一些教学工具。看到这些模型时，我非常脸红。
但这些模型并不是随意制作的，而是经过科学调研、准确测量，按照实际尺寸制造的，目的是帮助青少年学会如何测量并选择适合自己的避孕套，测量的精度达到1-2毫米。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样的教育过于透明，但正因如此，在欧盟国家中，德国的青少年早孕率是最低的。
这两个场景让人不得不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保护。
竞争
在芬兰的一个教室里，我有一次忍不住泪崩。很多人问我，当时发生了什么？那堂课的内容，是让学生和老年人互相画对方的肖像，观察时间在人脸上留下了什么痕迹，从而理解时间的概念。
老师鼓励我加入到课堂中，我谦虚地说，我不太会画画，老师却觉得我的说法很奇怪，她说：这些画不是拿来比较的，有人说过你的画不好吗？有人评价过吗？
在上课的过程中，我也看到孩子们并不在意谁画得好、谁画得不好，他们沉浸在画画本身。他们觉得每个人画得不一样，只是因为每个人观察到的、看到的东西不一样。
我突然意识到，“比较”“竞争”这样的观念已经在我头脑中根深蒂固了，当我觉得自己“画得不好”，已经把自己置于一个他人的评价体系当中。但是在芬兰，竞争是不必要的。学习是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他人的评价。当时我突然就觉得心里有些东西像自由落体一样崩塌了。
在日本，我同样看到了他们在为了生活而学习。日本的中小学校园里没有专职保洁员，所以包括清洁厕所在内的工作，都需要孩子们自己完成。每个小学生入学的第一天，妈妈都会为他们准备一块抹布。
学习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在教室里花了那么多时间，难道只是为了和别人比较考试成绩吗？还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呢？
自由
当我们讨论给予孩子自由的时候，要放手到什么程度？新西兰的一所学校，让我重新思考“自由”这个概念。
刚一进学校，我就看到孩子们像从树上长出来一样，他们可以爬到很高的地方，可以捡起树枝互相追打；他们荡秋千的高度让人心惊胆战，骑着滑板车冲下坡道的速度像飞一样。45分钟的大课间，操场上没有一个老师监督他们。
▲ 新西兰大课间
我心里的第一个问题：会不会有人受伤？这样下去不把胳膊腿都摔坏了吗？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并没有出过什么大事。而且多年的研究证明，这样疯玩对孩子的大脑发育特别好，对课堂表现和学业有促进作用。
新西兰的校长告诉我，让孩子们自己往高处攀爬，其实是把安全控制权交还给了孩子们。他们需要学会保护自己，明白什么是安全，什么是自由的边界。
我突然发现，好像我们拿走了某种限制，拿走了某种评价体系之后，自由带来了更好的结果。
没有竞争、没有排名的芬兰，却曾经取得过在全世界都名列前茅的教育成绩——在国际小学生和中学生的能力评估中，芬兰曾经拿到过第一名。
没有普遍的乐器考级制度的德国，却是一个人均音乐家的国家，大部分德国人都会演奏乐器，当今世界上几个顶级的古典交响乐团也都在德国。
这让我想起罗素说过的一句话：儿童最大的欲望，是长大成人的愿望。孩子们非常渴望自己的能力得到成长，但很多时候，这种成长却被大人的不放心阻挡了。
究竟有没有最好的教育？
每一次这样的看见、听见，对我和观众而言，都是思维边界的突破。看到了这么多的不同、这么多的细节，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教育方式？究竟有没有最好的教育？
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来用新加坡来举个例子。
大家都看到了新加坡的教育压力有多大。在新加坡，有一个全民皆知的漫画形象，叫“怕输先生”。
“怕输”就是怕落在别人后面，为此需要不停地竞争，哪怕竞争是不必要的。在我们的语境中，这可能叫“想赢”，只有超过别人才能安心。
“怕输”已经渗透到了新加坡人的骨子里，在教育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新加坡的中小学，悬挂了很多标语，这对我们来说也不陌生。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小学校园里的标语，当时让我心里一惊。那条标语写着：新加坡是我们的家，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没有人欠新加坡一个生存。
这句话背后有丰富的历史含义。新加坡建国的过程并不容易，他们曾经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威胁。今天，新加坡已经是一个繁荣富裕的国家，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被海水围绕的岛国，缺乏自然资源，随时可能面临生存危机。
新加坡的小学生每天上学时，都要提醒自己：国家的生存需要我努力学习。这是动力，也是巨大的压力。从这句标语，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新加坡教育会面临如此严酷的竞争。
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既扎根于它的历史文化，也扎根于它的人口构成。新加坡人口中四分之三是华人，所以他们的价值观和我们非常相像。
走过那么多国家，我越来越意识到，教育其实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是一种文化对人的理解。并没有所谓最好的教育，都是适合自己的土壤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借鉴他人的智慧和经验，来改良自己的教育土壤。教育的改变，同样从具体的细节开始。
改变也从细节开始
在《他乡的童年》播出后，我与几位中国乡村的校长和教师做了一次播客。
这位老师叫作陈秋菊，在四川山区里教了十几年书。她发现，现在农村的孩子居然也不认识农作物。于是，在一个天气很好的日子，她把二年级的孩子们带到了田野里。当时正是豌豆花盛开的季节，孩子们在大自然中学习语文，重新建立起人与自然的连接。
芬兰的森林课播出后，有些城市家长问：上哪儿可以花钱上森林课？
其实，森林课的本质并不是去森林，而是理解你所处的环境。如果你生活在沙漠，就可以了解沙漠；如果你在大城市，比如上海，就可以了解公路和建筑。陈秋菊老师的学生们正是在油菜花田里，理解了自己周围的环境。
这位何欢老师，是湖北一个乡村中学的校长。他刚刚接手这所学校时，学校的氛围非常低落，教职员工离职，学生没有心思上学。何欢曾在英国考察，他发现英国学校的学生可以自己组织俱乐部，发展各种兴趣爱好。他意识到，只有让学生喜欢上学校，才能让他们喜欢上学习。
虽然没有英国贵族学校那样的资源，但是这所乡村中学可以发展自己的特色。学校组织了足球、篮球等体育活动，让老师们自己上网学习跳舞、美术等技能。
他们举办体育运动会，虽然没有高尔夫、马球这些贵族运动，但有推铁环、抖空竹这些传统项目，500多个学生发了300多张奖状。何老师说：我就是要让每个孩子都站在聚光灯下，成为主角。
三年过去，这所学校的氛围完全改变了，不少孩子考上了重点高中，甚至有人考上了清华。这当然是世俗一点的“成功标准”。何老师说：我最初做这些事，并不知道会带来怎样的改变，但我非常确定，让孩子们通过兴趣找到人生的方向，远比上大学更重要。
当教育的大框架没有改变时，能够真正产生影响的都是这些具体的人，都发生在细节中。我对这些教育一线的践行者充满敬意。
这两位老师，让我想起了在印度看到的几位教育工作者，他们同样让我非常崇敬。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着教育的细节。
印度的“玩具大王”库布塔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工程师了。但他看到印度的贫困人口众多，很多穷孩子连玩具都没有。于是，他利用自己的知识，设计了许多使用废物制作玩具的方法。
比如，他向我展示的这个玩具，底部是两个废弃的胶卷盒子，可以利用气阀原理给球充气。还有用汽车轮胎、吸管等材料改造的玩具。他设计了100多种方法，并且建立了一个网站，无偿地与全球的老师们分享。
节目播出后，有一群武汉的妈妈看到了，她们从网站上学习了这些方法，教自己的孩子们制作玩具，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很多物理、化学知识。
在印度，很多少女因为“月经羞耻”而不能继续上学。这些少女不知道月经的知识，也没有卫生巾。当月经发生的时候，她们不知道怎么办，只能退学。
于是，两位漫画家把月经的生理知识做成了动画片和漫画书，在印度的校园里推广。
当这些少女学会了如何应对月经之后，她们不再害怕，脸上不再羞耻，而充满开心。这本书在印度发行，有英文版、俄文版、法文版，甚至还翻译了中文版。
在印度的一个偏远乡村，我看到了另一种努力。这个村子偏远到什么程度？从新德里出发，我坐了三个小时的车、半个小时的船和一个多小时的三轮车才到。那里的人告诉我，如果村子有人需要急诊，肯定会没命，因为来不及送往医院。
那里的孩子当然没有机会接触电脑和互联网，但志愿者们却在这里架起了互联网，办起了“云中学校”。每天下午，他们会邀请全世界的志愿者，通过屏幕给孩子们讲述外面的世界和自己的生活。
照片上是一位英国老奶奶在和孩子们交流，她告诉他们英国的生活、传授英语知识。
这些老师们无法改变印度的贫富差距，也无法改变贫困群体的现状，但他们可以通过改变教育的细节，改变具体的人，改变具体的生活。
当然，我知道现实是骨感的。我曾经去过云南禄劝的一所高中，那里的孩子通过卫星连线，在屏幕上观看成都七中的孩子们上课、备战高考。他们以超长时间的努力、超刻苦的学习，尝试通过这块屏幕改变命运。在那里，我深刻体会到，命运的起点并不公平。
改变内心
同样，和中国一二线城市的家长们聊天，也会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关于教育的焦虑。
走过这么多国家，我很感慨，中国的家长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家长都更愿意为孩子的教育奉献。不仅奉献时间和金钱，为了下一代的教育能够跟国际接轨，有些父母不惜放弃自己的事业和社会关系，移民陪读。
有一位妈妈告诉我，她在国内是银行行长。辞职陪读后，当她在泰国入境卡上填写“家庭妇女”时，心里非常难过。来到泰国后，虽然孩子暂时摆脱了考试压力，家庭有了更低的生活成本，但也会遇到之前没想到的问题。比如，泰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他们在泰国无法找到工作，家庭收入锐减。有些家庭甚至没有考虑过两地分居对家庭意味着什么，因为父母中的一方需要留在国内继续赚钱。
对孩子们来说，他们不可能再回到国内的教育体系中参加高考，至于未来能否顺利进入英语国家的学校尚未可知。那位妈妈告诉我：大家都在说教育到底是旷野还是轨道。我现在明白了，即便出国了，也还是轨道，只是换了一根轨道。
我在泰国遇到一位特别的爸爸。他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泰国，结果自己在这里出家了，彻底佛系了。当然，他的孩子可以在放假时到寺院看他。但他关于教育的感悟却让我印象深刻，我非常想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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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观看视频
其实，当我看到世界这么大，有这么多千差万别的教育方式时，就发现不同的教育方式其实只是为了适应不同的国家和人群，正如孩子们也是各不相同、多种多样的。
我们有时会期待每个孩子都成为栋梁，但他们就像植物一样，各有不同。有的很快就能开花结果；有的怎么施肥、浇水都不开花，因为它是一棵参天大树；有的可能看起来并不漂亮，但生命力特别顽强、特别茂盛。
所以我想说，改良土壤的确是改变教育的重要一步。但仅有土壤的改良还不够，没有内心的改变、认知的改变，改变终归还是无法完成的。
纪录片播出后，我最开心的事情是多次收到观众的反馈。有一线教师和师范学校的老师告诉我，他们把《他乡的童年》中的教育方法和理念带到了自己的课堂；有家长说，他们更有信心教育自己的孩子了；有单身的年轻人说，他们可以重新审视自己、重新养育自己。
我最初出发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在教育的细节中看到他者的存在、他者的智慧，听听、看看其他“园丁”怎么做，再思考如何改良我们自己的土壤。
当然，我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看了那么多好的教育方式，对你自己的家庭教育有什么影响？我知道这个问题背后的意思是，你教好自己的孩子了吗？
六年过去了，我的孩子们长大了很多。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孩子们有自己的特点和轨道，他们不会完全按照家长的期待或要求成长。我每天以为自己在影响孩子们，其实我每天都在和自己的内心斗争。
我看到了世界上那么多不同的教育方式，看到了他者的存在和智慧，但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孩子，而是成年人的认知和内心。
之前说到，教育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一种文化对人的理解。这里我要再加上：家庭教育其实就是父母的三观，而社会教育则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就像我们在片子里看到的那些印度的教育践行者和中国的一线工作者；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交流，社会教育正是需要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和影响。
我常说，纪录片其实是一场行动。纪录片拍出来只是行动的一半，另一半需要大家看完纪录片之后，改变认知，并在现实生活中采取行动。这才是我们观察他乡的意义。
感谢大家。
文章结合演讲稿及演讲整理而成
文中出现的图片及视频来自《他乡的童年》、《他乡的童年（第二季）》
周轶君作品：《中东死生门》、《走出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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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一席（ID：yixiclub），作者：一席YiXi 文章综合现场演讲和讲稿整理而成。 作者： 一席YiXi。 经过10年的发展，一席已成为华语地区第一的演讲品牌，已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近千位讲者走上一席舞台，网络视频播放量已超过15亿次。 转载请联系一席（ID： yixiclub）公众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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